第十二讲 组织遭破坏

斗争需要 国共合作

出了叛徒 几近夭折

中共长春支部成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国共两党在长春的合作。

当时啊，在北国边陲的吉林省这个地方，国共两党的合作还是一个空白。那年头东北三省是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之下，他曾说过:“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花卢布的”，意思就是都是苏联支持的，所以一概视为非法。

在长春，国民党的力量竟然比共产党还要薄弱，所以两党合作这个事儿一时还没有提上日程。这回妥了，我党在长春建组织了，上级又有部署，今后得帮国民党做些事情了，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国民党建立长春党部。

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刘旷达和韩守本开始为此事而奔波，进行了紧张的筹备，终于在1926年的“双十节”，也就是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这天，国民党长春临时党部成立了。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刘旷达，韩守本和张锦春，国民党左派人士除了何月波与谢惠侨外，还有二师的教师徐义畦（读qí）和黄子元，二师学生宋克恭，以及长春监狱的教诲师田价人等10余人。

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长春临时党部仅存在12天就被警察当局破坏了。

这是咋回事呢？

国民党长春临时党部成立后，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呢，只是因为在党部的机关刊物《关外》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刘旷达等国共两党党员写的几篇文章并印制了一批国民党员登记表，而被长春警察厅认定为“赤化宣传品”进行了查抄。他们同时把前去印刷局取刊物的《关外》杂志经理部主任宋克恭给逮捕了。

警察一出现，这个还是学生的国民党员宋克恭，脸都吓白了。但他清楚，坚决不能招认，一旦招认，这个党部就全垮了，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饶不了自己。所以到了警察厅，面对警长声色俱厉地讯问“《关外》是什么人办的，咹？写这些赤色文章的都是谁？说！”，他还充了充硬汉:“我不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想让我出卖同志办不到！”可是当反动警察把他绑上“老虎凳”，刚加上一块砖时，他就失声惨叫起来:“我招！我招！我全招！”

宋克恭叛变了。

可恨的是，他为了保住狗命玩了个心眼，单单出卖了共产党的刘旷达和韩守本，他本党的人并没有供出来。

有了宋克恭的口供，整个警察厅高兴坏了，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两人抓起来，这可是大功一件哪！然而在警察们去抓捕他俩的时候，两人机智地分别逃脱了，警察们连续扑了两个空。看着这些蠢货空手而归，警察厅长气得“啪啪”地打了他们几个耳光，一顿臭骂:“饭桶！废物点心！妈了个巴子的，熊熊地连他妈两个书生都抓不住，你们还能干点啥？咹！白瞎这张皮给你们穿，都给我滚！”

刘旷达逃离二师之后，即刻来到田价人的家，他虽然是国民党员，毕竟也是革命同志。

“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警察要抓我，我现在是无处可去，只能到你这里暂避一时。”

田价人问清了事情的原委，表示在自己这里躲避没问题。

“老田，有一件事你得马上去办。”

“说吧，啥事儿？”

“敌人到学校抓我，说明现在出了叛徒，究竟是共产党出了叛徒，还是国民党出了叛徒，目前尚不可知。你也是警察，能不能打听一下叛徒是谁？另外，再设法了解一下同志们目前情况都怎样？”

“好！”

当天下午，田价人就出去打探消息，并把发生的情况通报给了谢惠侨。没多久他就回来告诉刘旷达:是宋克恭叛变了，但是只供出了刘旷达和韩守本。现在韩守本也逃走了，警察厅一无所获 。

刘旷达凭着职业革命者的敏感性判断出情况非常危险:“老田，现在情况紧急，你必须尽快通知党部的同志们立即转移，不能让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我明天就南下广州。”

田价人却不太介意:“你放心走吧，我们会加小心的。宋克恭这个王八犊子对国民党的人还算手下留情，问题恐怕不大。”

第二天一早，刘旷达化装成铁路工人模样，田价人和谢惠侨把他送到火车上。谢惠侨有事就此分手，田价人则一直把刘旷达送到四平才下车。

他们两手紧紧相握，眼含热泪，依依惜别……

后来的事实证明:不听共党言，吃亏在眼前。田价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由于风声吃紧，何月波提前逃走，他自己则逃回关里老家，而谢惠侨和黄子元呢，因没来得及转移被敌人逮捕，关进了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