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红色印跡 陈建元讲故事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21-09-22

赫洵有志 崇敬英烈

智脱虎穴 看我三杰

 

这集要说的三个穿西装阔少的主角叫赫洵。赫洵1912年出生在九台县(今天的九台区)鸡鸣山乡赫家村的一个地主家庭,母亲心地善良、勤劳节俭、同情穷人的高尚品德和严正的家教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时期,正在吉林市读初中一年级的赫洵偶然遇上了一件事,他传奇般的人生便从此开始了。

有一天,赫洵的国文老师因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被校方开除。这位老师在离开学校前给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讲的是李大钊革命的一生和惨遭杀害的经过。第一次听到李大钊的革命业绩,让赫洵激动不已,他暗下决心,也要做一名革命者, 做一名像李大钊那样为天下苦难同胞着想的人。正是有了这一远大理想,他便于当年暑假孤身一人毅然去了北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北漂,只是这种北漂的目的是追寻革命)。他先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补习中学课程,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平大学法学院。

1932年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北平的外围组织河北省互济会,并在互济会里担任秘书和宣传部长的职务。

1933年春,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韧兰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乐亭县老家来北平,参加李大钊同志安葬活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决定利用安葬机会组织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并指定河北互济会具体负责。同时要求互济会为李大钊烈士镌刻一块墓碑。这样一来,撰写碑文的任务就落到了赫洵身上。年仅21岁的赫洵荣膺这一使命后,兴奋得一夜未眠。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于翌日天明时分,终于撰写出纪念李大钊烈士的碑文。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中,李大钊的墓碑是不能公开竖立在墓前的,它只好与李大钊的灵柩同埋于地下。

在经历了50个春秋以后,1983年10月,李大钊的墓碑被挖出来的时候,已经71岁高龄的赫洵应邀出席揭幕典礼,目睹当年自己撰写的碑文,往事历历在目,万千感慨又浮上心头……

赫洵共有兄弟三人,大哥早逝,二哥身患痨病(也就是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就是个绝症。但二哥却娶了一位既非常秀美又很有知识的媳妇,她就是何一平。不久,何一平的丈夫过世了。老赫家还是挺开明的,何一平的去留,任其自便,而何一平呢,虽然年轻却有主见,她还愿做赫家人继续读书。

这时,赫洵已在北平读书。每到寒暑假,叔嫂二人便交流对革命情势的看法,谈不完的见解,谈不够的心里话,渐渐地,两人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到了1933年初,何一平随赫洵去北平读书,同年10月,两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革命的需要,组织上让他俩假扮夫妻开展工作,一对一往情深的年轻人心贴得更紧了。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终于结为革命伴侣(这有点像《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王翠平)。

第二年,何一平随赫洵回到东北开展党的活动。1936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赫洵在哈尔滨被日本宪兵逮捕,被押解到吉林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他同另一名“政治犯”、共产党员于树功,结识了看守赵公民。

这个时候,何一平已经有了3个孩子了,但她并没有因为丈夫被捕而停止活动, 她一边在长春、九台、吉林等地继续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边思考搭救丈夫的办法,她经常探监,用暗语与丈夫交流出狱的种种设想。

赫洵这边呢,为使越狱成功,他和于树功抓紧对新婚不久的赵公民做思想转化工作。最后赵公民决定放弃苟且偷安的生活,与赫、于同奔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之路, 三人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赵公民懂得医药之便,以带赫洵和于树功为典狱长办公室喷洒消毒药为名,三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初秋的9月16号,长春东郊有个小小的卡伦火车站被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包围着。这里上下车的旅客不多,站台显得空旷寂寥。下午3点左右,一列从吉林开往长春的旅客列车徐徐进站。车门打开,三名身穿崭新的西装,头戴礼帽,脚上蹬着锃亮皮鞋的阔少,不慌不忙地走下车来。检票员见这三人个个衣冠楚楚,连忙点头哈腰放行。

这三人谁呀?他们一个是曾为李大钊烈士写过碑文的中共地下党员赫洵,一个是在吉林监狱同时被关押的共产党员于树功,再一个是他俩在狱中结识的看守赵公民。他们从吉林监狱逃出后,换了服装,并按计划在这儿下了车。火车上还有赫洵的妻子何一平和赵公民的妻子金晰文没有下车,她俩准备到长春找亲属暂时住下。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日伪当局继“四一五”大搜捕后,又在哈尔滨搞了一次搜捕,由于叛徒的出卖,赫洵在哈尔滨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被伪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被押解到吉林第一模范监狱。

赫洵被押解到这里后,便同“政治犯”、共产党员于树功关押在一起。这位于树功是1930年潜回东北的,不幸被告密而遭逮捕,反动法院判了他无期徒刑。关到一起后,他俩渐渐结识了看守赵公民。这赵公民是监狱医务科的调剂员,为人正直善良。三人交往日深,达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在赫洵和于树功的启发教育下,赵公民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 深藏在内心的抗日爱国热忱受到了进一步激发,从而逐步坚定了走向革命的决心。这次越狱行动的具体策划者和组织者就是赵公民。

越狱时间定在9月15日。因为9月15号是星期五, 9月16号是星期六,有半天休闲,9月17号是狱警和吏卒休息日, 9月18日是伪满洲国国庆日放假一天。基于这些客观因素,敌人的注意力自然就放松些。这时还正好赶上原典狱长刚刚离职,新典狱长尚未到任,监狱里颇有各自为政的局面。这样一来,赵公民便有了可活动的机会了。

越狱的具体方案是: 首先,赵公民利用医生职务之便,先让赫洵和于树功服下泻药,成病号后转住病号间;然后让赫洵和于树功带上药品和器械,去给将要到来的新典狱长住室喷洒消毒药物;最后将赫洵和于树功的监狱档案包括入狱时间和接见登记等全部销毁。由于于树功家住北平,其地址也无从查寻了。

何一平那边呢,她一面在长春、九台、吉林等地继续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面在想着营救丈夫的办法,她和金晰文在外边积极地做着准备工作。为筹集越狱后所需的钱款,通过何一平出卖部分土地、赵公民典当和出卖部分衣物、同监狱难友谢雨天的慷慨资助,才凑上1300元伪币,好不容易盼到了9月15号。这天,何一平提早买好当日去长春的火车票,可是在火车站等了好一阵子也不见赫洵他们三人的影子。“咋的了呢,叫人发现了?”何一平望眼欲穿,不禁心乱如麻,焦急万分。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赫洵他们什么情况。9月15号这天,赫洵和于树功按赵公民的安排服下了泻药,也住进了病房间了。可偏偏不巧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按照监狱规定,雨天犯人禁止外出作业。得,啥都不能做了,不得不把越狱时间改到第二天。这个情况何一平直到接到赵公民打来的电话,才知道咋回事了,才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放了下来。

9月16日上午11点,赫洵、于树功被赵公民叫出来,带上消毒药具;赵公民穿上笔挺的警服,挎上洋刀,押解着赫洵和于树功大摇大摆地出了监狱几道大门。接着按照事先侦查好的地形路线,他们来到了没有看管的旧法院的空房子里,迅速脱掉外装,开始走向了新天地。尽管伪省警务厅发出三道十万火急的《通缉令》 ,在吉林省乃至整个伪满洲国展开大搜捕,但在群众和地下党的帮助掩护下,赫洵、于树功、赵公民避开了多次险情,最终逃脱了追捕。

越狱后的三人在卡伦下了火车后,步行十多公里于天黑时分到达了米沙子镇附近。在赫洵表哥家吃过晚饭,他们连夜会见了赫洵的小学同学、时任村公所职员的李风桐,在他那里赫洵获得日伪许多最新情报,一场新的对敌斗争又在长春等地开始了。